燈火再闌珊，等你也甘愿-情感

這年冬天，我陪父親回哈爾濱探親，我們落腳在父親的表姨家里。
　　
　　姨奶奶帶我出門。街上到處是身材高大的男女，異域的臉孔，卻是標準的普通話。老太太看出我的疑惑：“那是很早遷徙并定居此處的俄羅斯后裔。”在餐廳，窗外忽然下起鵝毛大雪，我打量著從窗外走過的俄族男人。老太太望著雪里走過的人們呢喃：他們很英俊是不是？那時的葉夫根尼比他們還英俊。葉夫根尼，是姨奶奶40多年前愛過的一個蘇聯人。
　　
　　1953年發生多少大事，她不想回憶，也不想復述大多數人都記得的歷史。她說：“用那個年代的說法，我政治覺悟不高。”
　　
　　那時哈爾濱比現在寒冷，第一次見到葉夫根尼也是大雪天。她穿藍灰色厚棉襖，大街上有人攔住她，用蹩腳的普通話問：“同志，中央大街怎么走？”是一個年輕的老毛子。哈爾濱人管俄國人叫老毛子，對蘇聯人一并沿用這個叫法。那陣子哈爾濱街上忽然多了很多蘇聯來的老毛子，據說是支援社會主義建設的專家。她指了一個方向，用俄語告訴他怎么走，那人離去時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幾天后，她從來廠部車間的幾位蘇聯專家里辨認出那雙沉靜深邃的眼睛。他經過時，朝她點頭微笑。
　　
　　那個年代流行聯歡舞會，廠里舉行好幾場有蘇聯專家參加的舞會。一個晚上，她坐在燈光久久才照過來的角落里。流動的舞曲和閃爍的光影中，有人在她身邊坐下：“不去跳舞嗎？”蹩腳濃重的外國口音讓她耳根發熱。他微笑著伸手：“我是葉夫根尼。”她臉一熱，與他握手。
　　
　　他凝視著她，指指自己嘴唇旁邊說：“你這兒有個標志，很讓人難忘。”是說她嘴唇旁邊那顆痣，那時的中國，男人隨便夸女人的相貌，簡直是一種冒犯。
　　
　　“能請你跳支舞嗎？”他轉頭看舞池中的人群，再回頭邀舞時，身旁的座位空了。
　　
　　第三天，葉夫根尼在廠部大院的門口截住她，小心翼翼地說：“對不起。我想了兩天，雖然不明白怎么了，但還是向你道歉，那天好像說了令你不高興的話。”她看見葉夫根尼漂亮的瞳孔里彌漫著疑惑。
　　
　　她走，只因有種奇怪的直覺告訴她，跟他跳舞很危險。
　　
　　哈爾濱的冬季十分漫長。松花江旁的斯大林公園落成后，江邊比從前更熱鬧。那天她獨自沿著中央大街往前走，經過索菲亞教堂時，有人喊她的名字。
　　
　　葉夫根尼推著自行車遠遠走過來，問，你也來看教堂嗎？她忽然笑，葉夫根尼跟她所有的對話都從問句開始。葉夫根尼呆呆地看著她，說，這是你第一次對我微笑，你是不是討厭我？她搖頭說不。“有時，不笑不代表討厭，笑也不代表喜歡。”
　　
　　“你是個很難懂的中國人。”他拍拍身邊的自行車，“今天一起去看教堂吧？”
　　
　　她從那天開始跟著他看遍哈爾濱的教堂。哈爾濱有十幾座教堂，有些是隨著沙俄時代的入侵為安撫思鄉的士兵而建造的。葉夫根尼談起這些時回頭朝她欠身：“有罪的是人，但建筑是無罪的。”
　　
　　在布拉格維音斯卡婭教堂里，他望著身邊的她說：“你信不信冥冥中神已經安排好一切？”他的臉俯向她，眼神仿佛一團火，她覺得心臟幾乎要跳出胸膛，慌亂中本子落在地上。她別過臉彎腰撿起本子，輕輕說了一句：“我是無神論者。”
　　
　　她一直和葉夫根尼保持著不近不遠的距離。6年過去了，和葉夫根尼一起來的援華專家已經換了三批，葉夫根尼一直沒離開過。他一年比一年更頻繁地去教堂。有一天她忍不住問：“那么想念，為什么不回去？”
　　
　　他靜靜地看她，隔了一會兒，有些憤怒：“你不知道我為什么不回去嗎？”她不說話。回去的路上，他照舊把圍巾解下來墊在車后座給她坐，但是一言不發。他們罕見地沉默了一路。
　　
　　她在樓口跟他告別，他仍然一言不發。她從未見過他生氣的樣子，轉身準備上樓，身后傳來自行車倒地的聲音。他從背后抱住她，聲音沉著而痛楚：“我還要等多久？”她的眼淚終于決堤。這個擁抱花了6年的時間才完成。
　　
　　“你早晚要回莫斯科，而我不能跟你走。”“為什么？”他的雙臂收得更緊。“因為我是母親唯一的女兒，她需要我。”“那么我們帶上母親一起走。”“不可能。母親留在這里是因為父親去世前留下遺囑要葬在哈爾濱，母親說她要陪著父親一直到百年后和他葬在一起。”
　　
　　葉夫根尼沒有再說話，松開手，扶起自行車慢慢地走了。
　　
　　1960年，中蘇交惡，蘇聯單方面撕毀援助合同，宣布撤回全部專家。
　　
　　那個下午陽光普照，葉夫根尼站在樓口，他在微笑，看起來卻好像要哭了。他說：“我終于要走了。”他沒有哭，但她輕易就被那句話刺下眼淚。她不顧一切抱住他，她發現自己一直在自私地暗暗期待他可以留下。他用7年的鄉愁來陪伴她，她卻期待他永遠留下，根本沒預想過他有離開的一天。她終于發現，自己原來如此深愛這個男人。
　　
　　他們緊緊相擁。葉夫根尼熱烈地在她耳邊說：我們結婚吧，我不走了。
　　
　　街道辦事處說現在是非常時期，你們問使館的意思。使館拒絕了他們的結婚請求。葉夫根尼的上司謝爾蓋說，早一年這事情還不是這么回事，現在——他搖搖頭。所有的蘇聯專家都必須離開中國，不得與中國有任何聯系。
　　
　　葉夫根尼在車站與她吻別，說我會回來的，等著我。
　　
　　她一直悄悄地接到葉夫根尼通過各種幾乎不可能實現的渠道發來的信。信上說，等我，我在想辦法，哪怕偷渡也會回到你身邊。
　　
　　葉夫根尼走后的第六年，曾作為哈爾濱城市象征的圣·尼古拉教堂在學生運動中被拆倒。她默默地在教堂遺址上撿起一塊碎石帶回家。當第二座教堂被拆毀時，她在半夜驚醒。如果他看到一座座他熱愛的教堂在眼前轟然倒地，恐怕心都要碎了。那樣對待建筑的人們，當然也能那樣對待他們認為的敵人。她想到葉夫根尼信上的“回來”兩個字，不禁心驚肉跳。
　　
　　她簡短地回了葉夫根尼一封信說：“時間和距離消耗了太多的愛,葉夫根尼,我要嫁人了,不要再想著回中國的事情,再見。”短短幾句俄文字母,她寫了不下10遍,手里的筆一直在抖,仿佛已經看見他挽著別的女子,她心如刀割,哭了整整一夜。
　　
　　以后,她再沒收到過任何來自莫斯科的信。漸漸地,政治的重壓截斷了所有與葉夫根尼相關的消息渠道。文革期間,她被劃為蘇修特務,他們讓她寫悔過書,她看著眼前的紙說沒什么好悔的。他們便扇她耳光,罵她賣國,不要臉。她只是笑,隨后被潑了一身的糞。
　　
　　1989年,她從電視上看見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坐到一起時,欣喜涌上心頭。她開始著手聯系過去給葉夫根尼捎信的俄人。她只想知道,他過得好不好。
　　
　　有一天,他們帶來一封署名謝爾蓋的來信。信里寫道：“身為葉夫根尼過去的上司和摯友,很遺憾也很悲痛地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葉夫根尼于1968年死于斯科沃羅季諾……”
　　
　　她沒有看后面寫了些什么,她的牙齒咯咯抖個不停。她在牛棚關著的那些冬天都從未那么冷過。那是她生命里最冷最絕望的一天。她去了漠河,在火車上她一直拿著一張很久以前葉夫根尼留給她的俄羅斯地圖。紅筆圈畫的地方是葉夫根尼的故鄉莫斯科。她想象著接到她要結婚信件的葉夫根尼,是怎樣焦急和悲傷地從莫斯科換車到葉卡捷琳堡,再冒著嚴寒穿過西伯利亞,沿黑龍江順流而下,最后,他停留在斯科沃羅季諾時已經是春天,江河剛剛融化,望著隔了一條河的中國邊境漠河,他試圖游過黑龍江來到漠河。然而沒躲過哨兵,他被追趕到江邊,情急中跳進江水,被初春冰冷的激流吞沒。在江邊,她燒化了那張地圖,對江水說,我終于等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