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營的幸存者-文明

那天傍晚7點多，我駕車離開奧斯維辛，途經小鎮郊外的一座教堂。走進院落，便能看到后院大草坪上的墓園。即使塵世再殘酷，世間仍有這樣沉靜的一角，可以打通生死之間的界限，彼此可以對話。
　　
　　普里莫·萊維的書桌，也如這般沉靜的一角，能夠在奧斯維辛的殘酷與生死中騰挪出對話的空間。這位化學專業出身的意大利作家為死者代言，以最為冷靜的筆調向生者講述集中營里發生的一切——沒有宣泄，沒有控訴，只有冷靜的敘述與剖析。
　　
　　1987年4月11日，萊維墜樓自殺。這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174517號囚犯，在離開集中營42年后離開了這個世界。另一位奧斯維辛幸存者，同時也是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作家埃利·威塞爾說：“早在42年前的奧斯維辛時代，萊維已死。”
　　
　　萊維于1919年在意大利都靈出生，在都靈大學拿到化學博士學位。1943年底，他因參加游擊隊而被捕。審訊者告訴他：如果他是游擊隊隊員，會被立即處決；如果他是猶太人，會被送到集中營。萊維選擇坦白他的猶太人身份，結果被送入摩德納附近的集中營。
　　
　　這個選擇無可厚非，因為猶太人在意大利的境遇遠好于在德國。墨索里尼雖與希特勒合作，但在屠猶問題上并不積極，甚至還給予猶太人政治避難的權利，集中營的管制也相對寬松。但到了1944年2月，德國黨衛軍接管集中營，包括萊維在內的650人被押往奧斯維辛。一到那兒，就有500多名老弱猶太人直接被送入毒氣室。11個月后，奧斯維辛解放，萊維成為那650人中僅余的3名幸存者之一。
　　
　　關于集中營的寫作，最常見的詞當屬“見證”。不過，萊維的寫作并不僅限于此。在出版過幾部著作后，他不再將“見證”作為寫作的最高目的。歷史當然需要記錄，罪行當然需要清算，但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探究人類歷史上為何會出現集中營。這是政治問題，是道德問題，更是人性問題。
　　
　　萊維曾將奧斯維辛幸存者分為兩種：一種拒絕回憶、不愿談起，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另一種則將牢記過去視為責任，不希望世界遺忘這段歷史，“因為他們明白他們的經歷并非毫無意義，集中營不是一種偶然，不是一種不可預見的歷史巧合”，但他們僅是少數。
　　
　　黨衛軍險些就成功了，時間幾乎抹殺了一切。在萊維的最后一部著作《被淹沒和被拯救的》出版時，正是1984年——一個因《1984》而充滿隱喻的年份。此時，人們甚至質疑奧斯維辛是否存在，納粹又是否真的滅絕人性。
　　
　　殘酷的暴行居然成了傳說，甚至是捏造。萊維寫道：“我們的記憶并非鐫刻在石頭上，隨著時間流逝，它們不但會漸漸消失，還會經常改變，與不相干的記憶糾纏成一團亂麻……這無疑是大自然力量的一種，同樣的力量讓整潔變得凌亂，年輕化作垂暮，生命走向死亡。”
　　
　　這種情況并非僅發生于集中營，萊維寫道，他們“用三種武器來偽造記憶和否定現實：重復宣傳，對多元化信息樹立壁壘，恐怖主義。在極權衰弱或滅亡之后，受害者傾向于阻滯受傷的記憶，以免重新激起傷痛。而施暴者則把記憶隱藏在內心深處，不去回憶，以減輕罪惡感”。
　　
　　萊維拒絕情緒化的宣泄、憤怒的控訴，而是以極度的理性和冷靜講述所見所聞：“我的講述越客觀、越冷靜、越清醒，就會越可信、越有用。只有通過這種方式，一個見證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職責，從而為公正的判決打下基礎，而法官正是我的讀者。”
　　
　　談及在奧斯維辛地獄般的經歷，萊維說得最多的一個詞是“尊嚴”。在《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中，萊維寫道，當自己被押往奧斯維辛時，悶罐車按運送路程的長短被塞進不同數量的人。長途車廂內會塞進50人，人們可以勉強躺下；短途車廂則會塞進上百人，男女老幼只能輪流蹲下休息。在整個運輸過程中，沒有食物，沒有水，但比饑渴和寒冷更可怕的是，車廂里并沒有提供便溺的地方和工具。在萊維看來，集中營的暴行從這一押解過程中便已開始，一個文明世界的人被迫墮落為原始動物，卻無力改變。納粹在集中營的統治結構，一切從剝奪尊嚴開始。
　　
　　進入集中營之后，男女囚犯都要將頭發剃光，赤裸身體接受檢查。他們不再有名字，只有編號。編號不在衣服上，而是直接烙在手臂上。人不再是人，只是帶著編號的牲畜。
　　
　　在巨大的壓力之下，懷著對生存的極度渴望，妥協成為許多人的選擇。正如萊維所寫：“壓迫越殘酷，被壓迫者就會表現出越廣泛的合作意愿，其中有著微妙的動機：恐懼，意識形態的誘惑，對勝利者的奴態模仿，渴望任何權力，懦弱，對利益的算計。權力往往不是按功績和能力來分配，而是分配給那些愿意為他們的主子歌功頌德的人。在被壓迫者中，一些人也在尋求權力，他們已被壓迫者所污染，并不自覺地分立出來向壓迫者看齊。壓迫者是有罪的，不僅因為他們所犯下的罪行，也因為他們扭曲了受害者的靈魂。”
　　
　　奧斯維辛的幸存者往往飽受罪惡與愧疚的折磨。在那個不分善惡的集中營里，甚至連活下來都是一種罪，更不要說為了活下來而違心自保的種種手段了。在《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中，萊維寫道：“那些在集中營里‘被拯救的人’不是我們中間最好的人。相反，他們是‘最糟糕的’：利己主義者、崇尚暴力者、麻木遲鈍者、通敵合作者……最好的人都死去了。”
　　
　　黨衛軍在集中營內部設立了由猶太囚徒組成的特遣隊，他們負責維持同胞進入毒氣室時的秩序。他們唯一的“報酬”是可以在幾個月內吃飽。黨衛軍為了掩蓋真相，每隔數月便會殺掉一批特遣隊員——他們的一切努力和沉淪，僅僅是為了延緩自己的死亡。
　　
　　這是一套極權式的精密統治邏輯，黨衛軍用囚犯來管理囚犯，省時省力，還可以就此營造“猶太人低賤冷漠”的假象。囚犯們選擇成為幫兇，折磨甚至殘殺自己的同胞，這也變成了“投名狀”，無法再回頭。
　　
　　但萊維明確提出，盡管對猶太囚徒的剖析非常冷酷，但這一“灰色地帶”理論，絕非為納粹開脫罪名。在萊維的書中，他將黨衛軍和特遣隊分得極為清楚，絕不混為一談。
　　
　　但萊維為自己的幸存感到羞愧，他曾寫道：“我活著，代價也許是另一個人的死去；我活著，是取代了另一個人的位置；我活著，便篡奪了另一個人的生存權。換言之，殺死了另一個人。”
　　
　　他最終選擇自殺，也被解讀為對這種羞愧的難以克服。抑郁癥也困擾著他，他甚至認為自己的抑郁癥“比奧斯維辛還要糟糕”。甚至有人認為，他曾兩次在劫難中幸存，第一次是在集中營，第二次則是抑郁癥，但他最終選擇不再幸存。
　　
　　在他的墓碑上，在他的名字與生卒年份的下一行，刻下的依然是他在集中營里的編號：174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