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的野心-人物

一
　　
　　十六年前，我曾經去過一次木心的故鄉——烏鎮。
　　
　　坐的是長途汽車，似乎中途還要換車——換車的地點我已經不記得了。我背著一個小小的書包，心里是出門慣有的惴惴。烏泱泱地上來一群人，說著同樣的話，想必都是烏鎮人。
　　
　　他們饒有興致地看著我，顯而易見，我是外鄉人。他們終究沒有開口問我，彼此都松了一口氣。我樂得靠著窗，看這一車人。他們似乎一大半都是相識的，車尾和車頭的人大聲地打著招呼，大家都習以為常樂呵呵的。
　　
　　他們講話，一大半都是疊字，與上海話極其相似，個別詞格外嗲媚，但不是蘇州話的綺麗，有種天然的質樸。
　　
　　“今朝哪哈（今天怎么樣）？”
　　
　　“哦少哦少（快點）。”
　　
　　“到汽車站望活里去（到汽車站怎么走）？”
　　
　　很多年之后，我讀了木心寫的《烏鎮》，開頭和我的經歷如此相似。
　　
　　“坐長途公車從上海到烏鎮，要在桐鄉換車，這時車中大抵是烏鎮人了。
　　
　　“五十年不聞鄉音，聽來乖異而悅耳，麻癢癢的親切感，男女老少怎么到現在還說著這種自以為是的話——此謂之‘方言’。
　　
　　“這里剛剛落呀，烏鎮是雪白雪白了。”
　　
　　我第一次去烏鎮的時候，還不知道木心。
　　
　　我去烏鎮，為的是沈雁冰，大家更熟悉他的筆名：茅盾。
　　
　　提起茅盾，全鎮無人不知，卻都不知道沈雁冰這個名字。
　　
　　和七十年前恰恰相反。
　　
　　七十年前，鎮子上的人都知道沈雁冰，卻不知道茅盾。
　　
　　沈家是烏鎮的大戶，在東柵的一條街上，沈家的房子是最高、最氣派的。然而，沈雁冰恐怕是沈家的書呆子少爺，“他們只知道他是寫字的”，名氣還比不上另一個在《申報》做主筆的嚴獨鶴，“因為《申報》是厲害的，好事上了報，壞事上了報，都是天下大事。而小說，地攤上多的是，風吹日曬，紙都黃焦焦，賣不掉”。有鄉里人貿貿然找沈雁冰寫狀子，結果當然是不行，于是大家又傳言“沈雁冰連個狀子也寫不來”。言下之意，小說家其實是廢材。
　　
　　沈雁冰的鄰居孫牧心不這么想。
　　
　　孫家和沈家在同一條街上，有人傳言他們是遠親，其實并不是。沈家的財產襄理是孫家的好友，因為這層關系，孫牧心得以去沈雁冰家借書，借了一本又一本。沈家愿意借給他，不僅僅因為磨不開面子，這個少年雖然不善言辭，借去的書卻是有借有還，壞了的部分還補綴裝訂，還回來的比借去時還好。
　　
　　孫牧心，亦是烏鎮人眼里的異類。他八歲還要丫鬟抱著出門，十幾歲時，全然不知人情世故，連東西也不會買。鄉里的青年們會傳唱上海的流行歌曲，孫牧心呆呆地看著，一句也不會，心里羨慕得緊，嘴上卻不說。
　　
　　他是如此羞澀而驕傲的少年，乃至于見了茅盾，居然開口就說：“我一直以為作家都窮得很。”
　　
　　因為待客的是巧克力和花旗蜜橘。
　　
　　茅盾回答：“窮的時候，你沒有看見。”
　　
　　這兩個人的對話，古怪而唐突。
　　
　　一個問，沈先生在臺上做演講的時候，能不能不要用烏鎮話講“兄弟兄弟”，聽著難為情。
　　
　　一個回答，因為不會演講，只有說烏鎮話，好像才不緊張。
　　
　　這少年簡直是唐突而無禮的，對茅盾最大的夸獎，不過是在夸了魯迅的“文章濃”之后，順便說“沈先生的學問這樣好，在小說里看不出來”。臨別時茅盾送書給他，問他可要題字，他回答：“不要不要。”
　　
　　很多年之后，少年孫牧心已經變成了老年木心。他回憶起這段往事，也覺得自己莽撞，卻辯解說，不稱呼“伯伯”而稱“先生”，“乃因心中氤氳著關于整個文學世界的愛，這種愛，與‘伯伯’‘蜜橘’‘題字’是不相干的”。
　　
　　二
　　
　　木心的第一個偶像不是茅盾，而是林風眠——他的畫作里有很多林風眠。很多年之后，陳丹青說木心其實學的是范寬和達·芬奇，據說木心聽了激動得很，在馬路中間停住說：“被你看出來了啊！”
　　
　　1946年在上海美專的兩年，知情人說，這該是“二十歲的木心人生中的黃金時期。拉開民國末腳和煦的一幕：有誰見過他昨日一身窄袖黑天鵝絨西服、白手套的‘比亞萊茲’式的裝扮，今日又著黃色套裝作‘少年維特’狀，也許明天換上白褲、白色麂皮靴，摩登到家”。盡管身體不好，他仍然熱衷出門，喜歡到霞飛路的亞洲西菜社，吃羅宋湯和小圓面包。
　　
　　難怪他晚年看到自己少年時的照片，認出來的一瞬間，他喃喃地說：“神氣得很呢……”話音未落，他忽然就用手遮住臉，轉過頭，不可遏制地痛哭起來。
　　
　　有人說，那時候的木心，不是我們認識的木心，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熱血青年，倒看不出晚年那么風輕云淡。說這句話的是我的一個朋友，我覺得木心沒有變過，指點江山和指點文字，本質上其實是一樣的，而他的野心，在他的作品里，無論是文字還是繪畫，都顯露無遺。
　　
　　他是一個奇特的革命者，一邊革命，一邊又要“小資產階級情調”。他說自己是一個無黨無派的革命者。因為參與學生運動，他被校方開除，又被通緝，不得已跑到臺灣去躲了躲，然后又回來參加解放運動。在部隊里，他依舊是特立獨行的自由主義者。那一段經歷，知道的人很少，他自己的回憶里，只特意寫自己一邊扭秧歌，一邊吐血，血噴在黃色的軍裝上。
　　
　　后來木心在外高橋做了國文老師，幾乎是隱姓埋名的。
　　
　　母親從老家來上海投奔他，家業早已敗落，她交出“孫家花園”，企圖當個“普通群眾”。然而到底不像，來的時候還戴著黑絲網手套，木心看了只苦笑。
　　
　　在上海的木心，繪畫成了工作，文學當作興趣。他和朋友們聊到深夜，母親表示不滿，他就給門軸上涂了桐油，為的是不在深夜弄出響聲。
　　
　　他想做介子推，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很快，厄運來了。
　　
　　1956年，木心被關進上海第二看守所，罪名是策劃偷渡。據說，是因為他得罪了當年上海美專的同學。來抓他的時候，木心一路狂奔，最終甚至“像冉·阿讓那樣拒捕跳海（高橋嘛），遂被撈起投入監獄”。這是他的第一次牢獄之災，調查許久，查無實據。出獄前，獄卒忽然來告訴他：“你媽媽死了。”
　　
　　木心后來說：“我哭得醒不過來。為什么不等到我出去以后再告訴我呢？”
　　
　　出獄后，木心被收編，生產工藝竹簾畫及毛主席立體照片。夏葆元和木心是同事，他們曾經一起聊天。談到廣告，對于五顏六色的廣告，木心鄙夷地表示：“反而一副窮相！西班牙的廣告一律黑色，貴族氣派。”
　　
　　夏葆元心想：那年代，哪有廣告，更不用說西班牙廣告。
　　
　　“文革”一起，木心再次入獄，這一次是因言獲罪。據說陳伯達在會上嘲笑海涅，木心憤然而起：“他也配對海涅亂叫。”
　　
　　關他的地方是“防空洞”，近似地牢。木心說，他有時候會聽到人們說“落雨了”，又有人說“買小菜啊”，就想，這一切和我有什么關系呢？有時候又覺得，“我對生又充滿了希望”“這種聲音簡直是從另一世界傳來的福音”。
　　
　　監獄里的犯人每月允許洗一次熱水澡。木心說：“當熱水直達頭頸以下的脊椎，如同死一般舒服。”還有一次，看守允許他到天井放風，木心擱了一塊“汰衣裳板”，在冬日和煦的陽光下翻曬起絲綿棉襖來。
　　
　　明明是在坐牢，是隨時會被槍斃的罪名，他倒這樣享受。這享受和死亡沾了邊。
　　
　　很多人都死了，自我放棄生命。
　　
　　坐牢的木心不死，他有活下去的野心：“一死了之，這是容易的，而活下去苦啊，我選難的。”
　　
　　因為太瘦，有一天夜里，他從欄桿里鉆出去了。他想了想，居然又爬回囚禁他的牢籠。
　　
　　一位同事回憶，1973年某日，他誤入“防空洞”，木心拉著他說：“肚子里沒有一點油水，你幫我出去買一客‘小白蹄’帶進來。喏！三角五分拿去。”
　　
　　這一切“享受”，都與死亡沾邊，聽起來格外驚心動魄。
　　
　　他說要寫交代，于是拿到筆和紙，結果寫的都是自己的東西，散文、詩歌、樂譜，密密麻麻的，如同天書。到墨水快要用完時，他就加點水，然后故意碰翻，獄卒拿來新的，對他說：“別耍滑頭，好好交代。”
　　
　　他密密麻麻地寫了六十五萬字。
　　
　　三
　　
　　“文革”結束之后，木心在上海工藝美術研究所上班。他總是“戴著鴨舌帽、穿著黑風衣”，大家背后往往稱他“老克勒”。也有人對木心開玩笑說，他應該戴電視劇《上海灘》主人公戴的那種禮帽才更有派頭，他聽了笑得很開心。
　　
　　很多文章說他是“首席設計師”，其實也不是。他和年輕人相處得很好。據說有一次，正在討論海派文化與京派文化的問題，雜志編輯部開了一個研討會，方陽在發言時開了一句玩笑：“京派文化是靠什么設計出來的呢？大概是靠喝白酒吧。海派文化大概是靠喝咖啡設計出來的吧！”會議結束以后，木心笑著對方陽說：“小方，你這段話說得太好了！因為我就是喝咖啡的。”
　　
　　他時常弄出一副馬上就要走的樣子，對同事們說：“我是一個遠行客。”
　　
　　他始終是孤獨的。他把自己的五十張轉印小畫給朋友們品評，可是誰也看不出好在哪里。他大為失落，當夜，獨坐在小酒館，喝著惆悵的酒。
　　
　　不過，后來去辦美國簽證，他也帶著這些畫，簽證官看了，對他肅然起敬，相信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
　　
　　1982年，木心去了美國。工藝美術研究所的同事們說，這個人，將來肯定會衣錦還鄉的，帶著美麗的太太。前一半說對了——他一輩子都沒有結婚。
　　
　　剛到美國的木心和所有藝術家一樣，生活捉襟見肘。有人愿意為他提供豪華住處，然而需要每個月作畫，還要為人捉筆寫文，木心當然不肯。
　　
　　他住在“瓊美卡”，聽這個名字，多么文藝，像徐志摩的“翡冷翠”。我去紐約時原打算探訪，結果朋友們說，獨身女子還是不要去的好。
　　
　　若是就此沉淪下去，變成一個來美國討生活的人，那就不是木心了。
　　
　　就像在監獄里，他把自己的爛鞋鞋頭用手捏尖，覺得自己像個王子。
　　
　　他自己做襯衫，自己做鞋子，為了搭配馬靴，把燈芯絨直筒褲縫成馬褲。他唯一的慌亂，是在馬路上吃冰淇淋，奶油融化了落在鞋子上，他蹲下去使勁擦，“因為是麂皮的，很難處理”。
　　
　　在詩稿的旁邊，他也寫菜單，從蟹粉小籠到火燒冰淇淋，從金腿雪筍貓耳朵到瑞士新貨雀巢牌摜奶油，從采芝齋鮮肉梅菜開鍋眉毛餃到沙利文當天出爐的巧克力奶油蛋糕。他是個美食家，會把雞蛋吃出十二種花樣。賺了一點小錢，要去買生煎包子吃，如同在監獄里想念“小白蹄”。
　　
　　他說：“把生活過成藝術，就能成為藝術家。”
　　
　　他做到了。但他的野心，并不僅僅是成為藝術家。
　　
　　他說過，文學是自己的兒子，繪畫是自己的女兒。他說，兒子是窮的，然而還是兒子好。所以拿女兒的嫁妝來補貼兒子。
　　
　　在賣了自己的畫之后，他開始寫作。
　　
　　他是一個有野心的寫作者。陳丹青后來說，有段時間木心總是猶豫，不肯回烏鎮。“他永遠在猶豫。后來我才明白過來，他在等大陸出版他的書，看出版后反響如何。他也不肯多寫‘文革’時的經歷，他說，我不喜歡寫這些，好像人家出我的文字，是為了那些苦難，而不是因為文字本身。”
　　
　　他的野心，還在于文學。
　　
　　一如少年時他在茅盾家和茅盾的那場較量，他骨子里有個榜樣，那是魯迅。
　　
　　他想做文學導師。
　　
　　1989年1月15日，木心的文學課開始了。他穿著淺色西裝講課，每次四小時，每兩周一次。來聽課的都是藝術家，每節課二三十塊錢，大概也有補貼老先生的意思。這一講，就是五年。
　　
　　印象最深刻的，是木心愕然地對陳丹青他們說：“原來你們什么都不知道啊！”
　　
　　何止是陳丹青他們，經歷了歷史洪流的我們，和過去也斷絕了來往。對于文學、詩歌、音樂、藝術，我們都一竅不通，嗷嗷待哺。
　　
　　木心的出現，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范本。他代表著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里，男子善于妙手著文章，女子也會白描世態炎涼，他們和愛人白日攜手出游，夜里把盞到霧重月斜。離家去國，綿長歲月在壯闊山河里游走，是為民國。我們看那個時代，原本是影影綽綽的，看也看不清，而現在，驀然來了一個木心，所有人都驚艷了。
　　
　　這驚艷，一半為木心，一半為我們失去的傳統。
　　
　　就像木心自己說的：“古代，群山重重，你怎么超越得過。有人對我說，洞庭湖出一書家，超過王羲之。我說，操他媽。”
　　
　　四
　　
　　木心晚年回到烏鎮。那個曾經讓他有些失落的故鄉，在他歸來時，對他的歡迎隆重而熱烈。
　　
　　近千平方米的大宅子里，全是由紐約打包來的19世紀古典風格的家具。與木心相伴的是一名潮男管家、一名清潔阿姨、一名中年廚師、一名保安，還有兩條有好聽英文名的狗——“一只叫瑪利亞，一只叫莎莎。瑪利亞比較聰明，莎莎就笨一點。”
　　
　　他喝西湖龍井、寫字、畫畫，陽光好時偶爾出門散步，有時也抱怨廚師燒菜太咸。
　　
　　上海的老同事似乎曾經想要來烏鎮看看他，木心說：“你們忙，我也忙，算了吧。”
　　
　　木心寧愿寂寞：“其實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從來沒有去過烏鎮的木心紀念館。對于烏鎮，我還保留著十六年前的印象。我記得小飯館里的紅燒羊肉，也記得黑魚湯里濃濃的胡椒味，更記得烏鎮人那種矜持的熱情——餐館的老板請我吃定勝糕，眉梢有藏不住的喜悅，原來是兒子考上了大學。“是北大。”他的聲音幾乎是顫抖的。
　　
　　那少年倒有些羞澀。對于父親的驕傲，他逃也似的躲進房間，飯館的客人們向他道喜，他的臉紅到脖子。
　　
　　我注意到的，卻是他手上那本書，乃是一本《世說新語》。
　　
　　忽然想起陳丹青和阿城聊天，說：“這樣子再過若干年，我們下面，還有誰呢？”阿城說：“你可不能這么想，年輕人咕嘟咕嘟冒出來，不要小看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