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不行賄-人生

“不行賄”本來不過是一件我可以做到的、最起碼的事情，卻成為我的標志符號，這多多少少讓我覺得荒誕。
　　
　　八年前，我去云南參加一個企業家論壇，發言時講到萬科的不行賄。后來發言的一位企業家嘉賓說：“王石先生不行賄，我很佩服，但那只是個案，因為在中國不行賄，一事無成，比如說我自己就行賄。”他說完這句話，臺下300多位聽眾報以熱烈掌聲。我說我不行賄，下面沒有掌聲，他說他行賄，下面倒是掌聲雷動，這讓坐在臺上的我很尷尬，也給了我很大刺激，行賄的反而成英雄了？
　　
　　我不禁疑問：為什么人們會認可行賄，覺得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而且對不行賄持深深的懷疑態度？
　　
　　按照上面提及那位企業家的說法，因為行賄很實用，而不行賄太理想化了，最終會“一事無成”。一些商人、企業家通過賄賂官員，獲得特權或機會，確實能在短時間內賺取大量財富。但官員仕途中落，或者貪污被查，往往扯出蘿卜帶出泥，公司一蹶不振，甚至面臨牢獄之災。即使公司能幸免于難，通過這種模式，競爭力只會越來越萎縮，很難發展壯大。
　　
　　萬科堅持不行賄，所以早年拿不到市中心的優質地塊，只能以較高價格在比較偏遠的城郊地帶搞開發，被人調侃是“城鄉結合部開發商”。這種形勢迫使萬科只有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生存發展下去，我們建立了干練的設計隊伍和營銷隊伍，認真鉆研市場，培養自己的產品競爭力，提供更好的產品，配套更好的服務。最終，因為起點上的不利條件，反而使萬科走在了行業前面。
　　
　　行賄受賄是形影不離的一對。萬科的風險管理部門做過分析，如果企業員工向客戶索要一塊錢回扣，就會給公司帶來10塊錢的損失。可以想像，受賄給各類組織乃至整個社會帶來的損失是巨大的。一旦要以人的幸福為代價，這種“實用”可就無論如何算不過來了
　　
　　1995年，上海萬科爆出集體受賄事件。當時上海城市廣場工程部一起共事的4個人，共同接受賄賂，認為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沒想到，行賄的工程商在其他案子出了事，連帶出了他們4人，還有錄音為證。
　　
　　對企業來說，行賄總得走財務賬，只要企業下決心不行賄，就可以很好地約束員工行為。但如何保證員工不受賄呢？答案只能從企業文化、制度上去找。我當時反思此事件：“以一批人進監獄為代價，換來三五千萬、一個億的利潤，這個代價是不是太大了！人的毀滅、家庭的災難，無法用金錢衡量的損失。項目不成功，甚至做砸了，都可以重來，而人一旦失足，不但自己終生悔恨，對公司的影響也是非常長遠的。毫無疑問，如果上一個項目要付出如此沉痛的代價，那我們寧可不上這個項目！”
　　
　　為何行賄受賄在我們的社會，會泛濫到如此程度，以致于人們竟然對不行賄抱以深深的懷疑？哲學家卡爾洛維特有一段話：由于人們不斷被迫妥協，這種軟弱擴大為一種普遍的人格特質：一種由于對善的荒廢而來的罪行。
　　
　　我的理解：人人心中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現實生活中不存在內心只有光明、美好、向善而無一絲陰暗和惡意的人。但這并不能成為我們縱容惡、荒廢善的理由。如果假定他人都是惡意，自己也就會展現出惡的一面，人與人之間無法合作，社會就走向荒誕和墮落，最終秩序混亂，制度廢弛。假定他人會表達善意，自己也就會盡力展現善的一面，由此建立的社會共同體，才會是一個和諧有序的格局。
　　
　　我心中也有惡的一面，但我一直謹記“勿因善小而不為，勿因惡小而為之”。持有理想主義，假定他人善意，也積極向社會和他人表現善意。假定善意，不荒廢我們的善—或許這就是萬科“不行賄”的起點吧。
　　
　　創業之初，我在深圳搞玉米貿易，為了能弄到兩個計劃外火車皮指標，讓同事給火車站的貨運主任送去了兩條煙，人家沒有收，打回來了。我第一反應：是不是我送的禮太輕？進一步接觸，這位主任批給了我兩個計劃外火車皮的指標，但依然沒有收下我的香煙。他表示：之前曾觀察過我，還看到我和工人一起扛飼料大包，覺得我是一個認真做事業的年輕人。對這樣有志氣、實干的年輕人，主任十分愿意幫一把忙！
　　
　　這件事情，讓我萌生了多年一直堅守的信念，只要你真心誠意，勤懇做事，不用走歪門邪道也可以“成事”，可以實現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