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是個哲學家-人生

1
　　
　　如果有人非要問我歷史學得如何，我的回答注定讓他失望。要是我說我對我和奶奶的交往史吃得最透，接著還正經八百地說奶奶是哲思深厚的大方之家，免不了有人會把大牙笑掉。
　　
　　我承認歷史——甚至“歷史”這個詞——和我在彼此眼里都很陌生，我也承認這一生里，奶奶的農民身份鏈條從來沒有過一天的斷裂。可是，人們得承認，沒有一段歷史離得開農民的喂養，也得承認，一個農民的哲學范疇，有可能遠遠超出一畝三分地的邊界。
　　
　　2
　　
　　我總算明白了。人與人是不同的，人與人之間，就像書桌上的一摞書，高低上下隨時可以變換，書桌和書卻永遠只能固守在自己的位置。
　　
　　番茄轉紅了，奶奶挑了幾個，讓給外太祖母送去；核桃飽滿了，奶奶裝了一籃，讓給外太祖母送去；雞子變成雞婆了，奶奶湊了一缽蛋，讓給外太祖母送去……那時，外太祖母是我家最年長的老人。
　　
　　老人住的地方，離我們三四里地。很多時候，奶奶輪番差使她的子孫后代，替她走在回娘家的路上，并在一次次的往復間，強化對血緣的追溯與體認。而我對于這年復一年行走意義的認知更進一層，是在外太祖母有說有笑的面容被一塊冰涼的墓碑置換以后。當我再也不能看著老人的小腳因為我們的到來攪動起滿屋風云，我終于知道，那條蜿蜒在稻麥荷菽間的小路，不光是連接奶奶與母體的臍帶，還是我讀到的第一部人生之書。
　　
　　3
　　
　　奶奶的八個兒女中有五個“出去”了。“出去”，就是蛻了“農皮”，吃上公糧。要知道，在當年，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對自己的命運有多么同情，對有人“出去”的人家就有多么歆羨。
　　
　　而這只不過是奶奶威望廣廈的四梁八柱。讓她成為平地高樓的，是幾十口人幾十年里對她絕對服從、絕不冒犯、絕頂孝順的自覺自愿。
　　
　　一個人的權威，是自己苦心營造的還是別人頂禮奉送的，實在有著本質和品質的不同。奶奶的優越感就是這樣養成的吧。有一次，她竟對我說：“如今這日子，給個省長當，我也不舍得換。”
　　
　　“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吧！”擠對她，我才不會客氣。
　　
　　奶奶才不理會我的小肚雞腸，慢騰騰地說：“你看電視里好多有權有勢的人，下面的人當面叫你大人，背后罵你小人，有啥意思？我這個鄉巴佬活得倒還實在些——至少，這家子人沒哪個對我不是巴心巴肝。”
　　
　　奶奶接著又說：“人家服你，生產隊長也受人尊敬；人家不服，占地再寬，還不是白鐵皮一張。”
　　
　　4
　　
　　奶奶端坐在八仙桌邊，或者斜倚在臥榻之上，我所看到的，從來都是她不怒自威的氣度、寬和從容的氣場。
　　
　　還在三四歲時，兒子就已知道，但凡家里有稀罕東西，在孝敬老祖前，是絕不可以碰一下的。他起初也感到委屈，后來就通泰了：沒有老的就沒有小的；老的沒有，小的就不能有。這句話，當然是我告訴他的——我小時候，父親就是這樣告訴我的；自然，父親小時候，奶奶也是這樣對他講的。
　　
　　奶奶傳給后人一句話，進而順理成章地從這句話里得到豐厚的回報。還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奶奶就坐飛機逛過北京，乘輪船游過三峽，搭火車打望過連天碧草、大漠黃沙。多數時候，奶奶留守家中，于是，她的散布在外的子孫的孝心，順著郵路“四方來朝”，此起彼伏，源源不斷。
　　
　　5
　　
　　1979年春天，奶奶生了一場大病。病愈歸來，她被家里人剝奪了勞動的權利。奶奶到底閑不住，她要忙的事不少，最重要的是和周家幺爺爺一起燒香、念經。
　　
　　周家幺爺爺是“五保戶”。雖是一介女輩，但村中無論老少，均以“周家幺爺爺”相稱。奶奶和她一起念的是經書。印象中，蠅頭小楷疏朗有致地落在那線裝手抄本上，要說內容，卻是記不起了。
　　
　　和周家幺爺爺一樣，奶奶其實一個字都不認識。她的記性也說不上好，離開書，不管前三句如何順暢，第四句準保卡殼。但手一碰到書，那些字酒醒一般，立馬就活躍起來。
　　
　　“為啥不管刮風下雨都要去周家念經呢？”我不明白。
　　
　　“因為她沒兒沒女，孤苦伶仃。”奶奶說。
　　
　　在這件事上，我真有些后知后覺了——每次出門前，除了經書，奶奶總會帶上一點別的東西，比如一把掛面，或者幾棵白菜。
　　
　　她接下來的一句話卻是我沒有想到的：“人老了會眼花，但觀音菩薩不會。”
　　
　　那時少不更事，奶奶的話，我與其說并未在意，不如說并沒聽懂。直到今天，從時間的回音壁上，我才讀懂奶奶話里的話：嘴上念的是一本經，心里念的是另一本經，就算你騙得過自己，總還有一雙無跡可尋卻又無處不在的眼睛，會把真相看穿，把你看透。
　　
　　奶奶高格又低調地活著，不知疲憊。
　　
　　6
　　
　　土地是叔叔姑姑們跳出“農門”后蛻下的“皮”。爸爸常年和他的小本生意一起在外漂著，東一塊西一塊的責任田，母親不得不大包大攬。兩個哥哥參軍后，我成了母親唯一可以指望的幫手。喂豬墊圈，洗衣做飯，占據了我一天的大多數時間，而一俟放了農忙假，這些繁復瑣碎之事，全然上不得桌面。
　　
　　所幸“僧多粥少”，村里每個人頭上只頂著六七分田地；可惡的是地肥產量高，一畝少說能收一千四五百斤稻谷。畏懼風調雨順、大地豐收，不是我不食人間煙火，而是因為一個少年在日復一日翻曬糧食的過程中，對于生活的熱情，已經先于谷粒里的水分，被日頭不停地蒸發。
　　
　　翻曬稻谷與清理稻葉，是烈日同我的合作，也是烈日與我的對壘。谷粒可以在我手下翻身，我的兩張臉，卻難逃被日頭一次又一次煎炸得外焦里嫩的命運。沒有三四個飽足的晴日，顆粒歸倉只能是一個美好的想象。晚上把稻谷請進屋躲雨，第二天早上再送出去讓它們吸食陽光。在十多歲的我手上，一畝田至少有上萬斤的重量。
　　
　　只有我一個人在曬樓的時候，奶奶會將半杯啤酒遞到我跟前，然后接過我手上的谷耙，接過我的活。玻璃杯里的泡沫緩緩下沉、消失，與之對應的，是笑容在奶奶臉上緩緩升起、定格。恰到好處的是，一陣風貼著脖子從腦后掠過，奶奶的目光從我的眼眶灑進心間，宛如明月。回想起來，那是農忙時節里僅有的可以感知美好的時光，是從炎炎夏日堅硬軀殼里剝離出來的清涼，是長夜至暗處亮起的一點燈影，是對已經厭倦的世界僅存的一絲好感。
　　
　　比啤酒更能補充能量的是奶奶盛在杯里的一句話：“你不怕苦，苦就會怕你。”
　　
　　這句話在我后來的人生經驗里并沒有完全得到印證，所幸余生還長，我愿意借用它的全部，作為奶奶的論據。
　　
　　奶奶不是佛，但我早已是她的信徒。
　　
　　7
　　
　　初中畢業那年，我考上了“委培”中專。老師們覺得能長成“半殘品”于我已是撞了“天昏”，這讓很要面子的父親覺得很沒有面子。我的錄取通知書被他草紙一樣扔進了豬圈。當“草紙”停落在一個糞團旁，他的聲音劃傷了我的耳朵：“一頭豬。”
　　
　　圈里明明關著兩頭豬呀。等我明白過來那兩頭和另一頭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時，大概也明白了，那其實差不多也是一回事。讓兩頭和一頭最終得以區分的是奶奶云淡風輕的一句話：“你是在罵他，還是罵自個兒？”
　　
　　“哪個喊他不爭氣？一頭豬吆到北京去了，回來還是一頭豬！”父親和奶奶說話，語調很少那樣高。
　　
　　“就算真是一頭豬，膘也有厚有薄。”
　　
　　奶奶點到了父親的穴位。他怔在那里，不再開腔。
　　
　　奶奶從豬圈里撿起那張紙，撿起了我的人生。
　　
　　8
　　
　　奶奶麾下的“公家人”多，常有人登門造訪也就顯得順理成章。無事不登三寶殿，來人多是有事相托。倘是借錢借糧、講理勸架之類，奶奶通常不會讓人失望，若事情不是當下她能應承的，她也一定會好言好語求得諒解。待人家斷了念想，抱憾離開，她卻在腦子里忙不迭地翻開花名冊，在她的子孫里來一個“沙場點兵”。
　　
　　奶奶因此被“加官晉爵”。第一次被叫“劉局長”時，奶奶以為我在叫別人，但她很快反應過來。后來再這么叫她，她居然也不怎么反對。一些人吃著公糧不正經辦事，我比他們當得還伸抖（四川方言，清楚的意思）些。是不是這樣想的，我沒有問過奶奶。
　　
　　別看老人家慈眉善目，一旦臉上變了顏色，那可是讓人一小壺喝不下來的。一次，六叔六嬸不知何故鬧起口角，情急之下，六叔竟要借拳頭講理。“梆、梆、梆”，幾聲悶響過后，六叔的手總算放了下來，而奶奶手上的拐杖，仍然對他的后背虎視眈眈。六嬸作為奶奶的“生活秘書”，在后來的日子里，對奶奶的照顧無可挑剔。
　　
　　七十歲前，對于自己的子孫，老人家熱衷于耳提面命，恩威并施；年過古稀之后，對于一應家庭事務，奶奶幾乎都睜只眼閉只眼，誰要找她拿主意，管你是實是虛，她一概打太極。
　　
　　民國時期，老家遍地鴉片，都說權力比鴉片還容易上癮。“你咋就沒成‘癮君子’呢？”我問奶奶。
　　
　　奶奶說：“但凡成了癮的，都不是君子。”
　　
　　9
　　
　　“你們對我這樣好，我死都值得了。”“你們對我這樣好，我死太不值得了。”這兩句都是奶奶經常說的話。
　　
　　就像你不知道什么時候天上會突然有一只鳥飛過，你也不知道奶奶什么時候會冒出這樣的話。但這些話很多時候都是從她被窩里冒出來的。我們孫子輩，即使已年過四十，也還是喜歡鉆進奶奶的被窩。如果她睡著了，就和她順著她的夢入夢；如果她沒有睡著，就來一番東拉西扯。這個時候的奶奶不是奶奶，可以叫她首長、老劉、炳芬同志，或者劉大局長。我們負責沒心沒肺，她負責眉開眼笑。
　　
　　只有想起死亡的時候，奶奶的眼眶里才會涌起憂傷。
　　
　　奶奶說：“我在觀世音面前許過愿，下輩子，我們還做一家人。”
　　
　　奶奶說：“我不怕死，我只是舍不得離開你們。”
　　
　　奶奶渴望長生，可她早看透了死亡。
　　
　　10
　　
　　沒有一條路沒有盡頭。
　　
　　2023年2月27日12時16分，奶奶用永遠的沉默留下遺言，從此與我們天人永隔。
　　
　　活著不打擾別人，就是對于自己的永遠離去，奶奶也提前打了招呼：“誰也別說。”奶奶走后，家里沒設靈堂，家人沒貼訃告，但是前來送行的依然不下三四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