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不說“實話”之后-人物
小崔不說“實話”很久了，不“說事”也很久了，現在他在做什么？
《電影傳奇》的工作室里，有一間大屋子擺著工作臺和設備，滿地摞著箱子盒子，有的地方幾乎下不去腳。崔永元踮著腳邁到這邊墻根兒打開一提箱，拎出一臺攝影機，插上膠片盒：“這是我最近買的老攝影機，德國產的，現在都沒人會用了。”到對面墻根兒，指著一個方鐵皮盒子：“這是《武訓傳》一套35毫米拷貝，民間收的，哪天我弄場放映。”又從門后邊搬出個1。5米高的大鏡框，一幅黑澤明電影《亂》的意大利版老海報：“我在日本買的，合人民幣才一千多塊。你在國內根本見不著。”
這個下午他剛從潘家園舊貨市場回來，買了一千多塊錢的老電影資料：上世紀50年代辦的雜志《新電影》、《外國電影》、《電影藝術》。“我一個攤兒一個攤兒地找，拿回來所有同事都高興。”他讓同事打開電腦，演示《電影傳奇》自建的中國電影檢索系統，搜索一部電影或一個影人，能查出一長串的相關書籍、報章、照片。這個資料庫現在已經有200G的內容，崔永元打算在逐步完善之后，義務向電影研究人員開放，“學生做論文，老師查資料，寫書，都可以到這兒來”。這個事真好，可似乎不該是個人來辦的。
“應該國家來做？”崔永元臉上掛出標志性的微笑，“國家正忙著炒股票呢！”
搶救《中國大使》
《電影傳奇》不久前做了個統計，光是采訪影像，已經有11萬分鐘，涉及1500多位中國電影人，其中至少有50人已經離世。
崔永元又悄悄開始了實施名為《中國大使》的新計劃。他打算采訪86位新中國前任駐外大使，以及當時的翻譯、司機、秘書，加起來可能有數百人。
已經采訪的兩位，一個是符浩，新中國第一任駐日大使，“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過程，他都參與了”。一個是凌青，前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在延安，美軍參觀團來的時候，他就做翻譯”。他們馬上要采訪的另一位大使，已經九十多歲。
“這也是一種搶救。他們講得非常好，有的聽了都嚇人，跟我們知道的完全不一樣。”播出怎么辦？崔永元想得也明白：資料搜集一回事，播出是另一回事。“關鍵是把東西留下來吧，老人過幾年就沒了。”
老人身體不好，一天最多采訪兩個小時，他們就日復一日、周復一周地去。兩位外交官的采訪眼下已經做了25小時，并且提供了幾百張照片、幾十萬字的文字資料。
“《電影傳奇》是電影史需要的，《中國大使》是外交史需要的，這些口述資料要完整地收集進去。不是說有檔案文本、歷史記載就夠了，所有的人都希望面對面地交流和采訪。”照崔永元自己的愛好，今天沒事，他愿意去北京人藝，希望那兒有個檔案館，看上一下午，跟英若誠、于是之“對對話”，看看他們什么經歷、怎么想的，他們怎么看待一個作品。但這個資料不可能有了。
“再過若干年，那些學者要研究電影或者外交的時候，希望跟當事人聊，人已經沒有了，那么我給他保存住了這個機會。當你到檔案館里面，把這個檔案往這兒一放，就是你和他的交流。就相當于你可以聽到第一手的資料。”
傅光明的《口述歷史之下的老舍之死》里寫了三個人，都說是自己把老舍的尸體從太平湖里撈上來的，三個人說的服裝不一樣，姿勢不一樣，尸體旁邊漂浮的東西也不一樣。崔永元特別喜歡傅光明這一段話，他說：“誰在撒謊？我寧愿相信他們每個人都是誠實的。”
“口述歷史，是個體的歷史，它可能不是現實，也不是正史。但是我覺得大歷史，真正的歷史，就是這些個體感受、細節，一個一個畫下來。”
禮葬“國寶導演”
《電影傳奇》劇組兩年前把前南斯拉夫老影人請到北京，在新東安電影院辦觀眾見面會。本來是三部電影三個廳，可到那兒一看三個廳的人湊到一個廳還遠沒坐滿。崔永元打電話叫所有同事都帶著家屬來，要當任務完成，要讓那些客人覺得特別受尊重、受歡迎。
那天晚上，人坐得滿滿的，“瓦爾特”很激動，說在南斯拉夫，他們就說我是中國電影明星，沒想到這么多年，你們還記得我。“他非常感動，其實全是我們的安排，我覺得這是善意的欺騙。”
做中國老電影時接觸那些電影人，崔永元總覺得他們活得“凄慘”—每天早上提著個籃子到菜市場買菜，跟人討價還價，沒誰會因為他們曾經的成就而少要一分錢。他曾幫忙操辦一個“國寶級導演”的葬禮。廠里就給了400塊錢殯葬費，家屬只能租5塊錢一個的紙花圈。他們頭一天去看現場，花圈是這么個租法：“這撥人哭哭咧咧地正往外走呢，工作人員就已經往下摘挽聯了，下一撥要用，甚至他們說：‘你們抓緊一點兒，后面的馬上開始了’。”
“當時我就想，我死了以后可不辦這個，真的。我可不愿意我女兒站我這兒，還沒弄完呢，旁邊催快點兒，后面還有一個呢。這干什么啊，你直接把我燒了埋了，咱不弄這個。真的特別的凄涼。”
“藝術家一輩子要什么？我覺得就是要別人的尊重、理解，他想活在別人的記憶里。但是現在，我們的中國影人也好，外國影人也好，就連這個也做不到。”這些情形讓他慌亂—“現在我全身心地做這個節目，有一天我也會老，也會退休，我一樣希望得到后人的尊重、理解。”
《電影傳奇》下一步的國內拍攝計劃是為人物作傳。不是大明星大導演，而是人們應該知道卻不知道的電影人。已經列上名單的，有寫出《敖包相會》的作曲家通福，有被造反派打死在攝影棚里的《紅旗譜》編劇海默。
崔永元很清楚，這沒收視率，沒有多少人關心這些，但他認為有價值，甚至是“平反”的價值。“雖然相關機構都給他們平反了，但是在很多熟悉他們、熱愛他們的人心里，我覺得還沒有徹徹底底地平反?，F在要在一個好的平臺上，講講他們的經歷，講講他們的不幸，他們的委屈。”
會見省委書記
去年的“長征”之后，因為忙于《電影傳奇》等節目的制作或籌劃，崔永元暫停了《小崔說事》的制作，在演播室當主持的時候越來越少。只在去年、今年“兩會”期間，各做了12期特別節目《小崔會客》，會的不是以往百姓，都是省部級高官。
小崔一樣有底氣：“省委書記也是從插班生啊、野孩子啊那個時候長大的，長大成為省委書記了，小時候有什么區別啊？也有愛吃醋熘白菜的，愛吃炒大蔥的，不會有天生對不上話的。”
交流之前也幾乎不做準備，開始之前十分鐘才見面，兩人一握手，直截了當：書記，哪些事您不愛說，或者哪些事您非要把它說透，您告訴我。“他就說，你給我留點時間，讓我把那些事說清楚，家庭私生活盡量不說。”
“我不跟他們八卦，沒有意思，他們不是藝人，八什么卦。”小崔想讓公眾看到的就兩點，“一個是他們腦子清楚不清楚，也就是說，他們有沒有執政能力。該知道的大數你要知道，該知道的走向你也要知道，這些東西你要說，得整明白。”
“第二個是看他有沒有人情味，有沒有人性，這個很重要。有沒有為了一個孩子而痛苦、著急，會不會為一個老百姓的困難感到難受。是裝的都能看出來，您在那兒一說，我，現場的觀眾，電視機前的觀眾，都能看出來你是真的還是假的。你要覺得無所謂，那你就裝，隨你的便。”
這里面很多人讓他非常喜歡。比如西藏黨委書記張慶黎，說起父親去世時他沒能在身邊，“潸然淚下，哭得像個孩子”。安徽的省委書記郭金龍，孩子上學時候他正在市里主管教育，想去的那所學校要提倆條件，他說他答應不了，結果孩子沒進去。還有中國工程院院長、前上海市市長徐匡迪，因為上海百姓配合蘇州河改造，在人代會上，向代表們鞠了三個躬。
有沒有讓這兩條給檢驗出不那么夠格的？
“當然有了！”他連半秒鐘都沒有遲疑。
小崔對“會客”總結說：“沒什么難受的，一樣，普通老百姓更費勁。”
細說起來，都不止“費勁”，甚至是他的“痛苦和困惑”。
“我的痛苦和困惑是他們在底下那么敢說，只要鏡頭一對準他們，都一套一套的。也沒痛苦了，也不難受了，也沒挫折了。就是普通一個老百姓都會，小孩都會一套一套的，我說這是嚇的還是怎么著。為什么這樣？大家一看到鏡頭就特別的客氣，每個人都按照報紙上說。”
收藏攝影機
今年44歲的崔永元說：“我現在厭倦了燈光下拋頭露面當主持人的生活。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病好了以后，我就沒興趣了。”他陶醉于當一個制作人，想一些很好的項目，然后帶著一幫人讓它實現了。“我現在特別愿意做這件事情。這肯定跟年齡有關系。”
這些項目包括《電影傳奇》和《中國大使》，以后他還想分門別類地做類似的口述史收集，比如戲曲、畫家。就他這些人，肯定做不過來，他想給電視臺寫信，建議像NHK（日本放送協會）那樣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不負擔節目的播出，只是承擔資料的收集。
每周去潘家園淘資料、收集電影藏品也成了他極大的樂趣。單單是各種攝影機、放映機，他已經四處弄回來三十多臺，天天守著這些東西。“那種感覺不是什么東西能代替的，真的特別高興。我如果今天出去剪個彩，拿一個大紅包回來，我可能也沒什么可快樂的。我會覺得，媽的，香港那幫人，也剪一剪子，可能比我這紅包大得多；那誰誰一天剪了三剪子，我才一剪子……你永遠幸福不了。”
崔永元去了四川大邑的建川博物館，回來對樊建川的收藏贊嘆不已。樊建川自己房間里有個柜子，全是各種各樣的舊檔案。“隨便抽出來一個，就是一個最好的題材，他可以寫一部書。”他就隨手抽了一個看，是這么個故事：一群居民，懷疑他們街道里有一個人是蘇修特務，大家一起盯著他的一舉一動，全都記錄下來；到最后“收網”，這個人說不清楚了。本來一普通人，愣給盯成了蘇修特務。“所以我說樊建川當然高興了，每天晚上不睡覺也無所謂。”
主持人的職業，崔永元打算在三四年內慢慢退出來了。不是工作費勁，而是因為職業主持人會有很多事。“比如頻道有晚會，你說你去不去？臺里有其他的節慶節目，需要你去，你去不去呢？需要你拍個宣傳片，你拍不拍？”
他不愿再為這些花時間了?，F在，就是把所有時間都拿來搶救各個藝術領域的口述歷史，搜集文獻資料，還是有很多事已經來不及做。“比如現在的話劇，影像收集已經來不及了，口述史收集也已經來不及了；戲曲的也已經來不及了。我不著這個急，我最早為什么老是惶恐，或者做事很忙亂？我覺得有15件事情要做，我怎么樣才能做完呢？現在我已經不那樣想問題了。來不及就來不及，命該如此。我先把我這兩件事干了。要面對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