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薪水更重要的-社會
在做員工調查的時候，最常聽到的是：“我要求的只是一個不太枯燥而待遇適當的工作。”受過大學教育的學生，不論在學?；虍厴I后所需要的都不只這些。他們不是只想找一份工作，他們要的是事業，是一個能滿足自己成就欲望的職業。這目標對他們來說，意義重大，事實比他們想象中還大。如果他們無法在工作中達成目標，就會被迫從他處得到滿足。他們也確實借著運動、嗜好以及性來求得滿足，不過效果不佳。
當一個人的正直受到考驗的時候，最好的辦法是做正確的事情。長時間之后，這種方法總會使你成為一名勝利者。
“杰出的瘦子”是新聞記者、崇拜者、經理和一般的公眾給特得·威廉斯取的綽號。高高瘦瘦的卻有著驚人力量的威廉斯有一段長而輝煌的生涯，不幸地是就在他的顛峰時期，他失去了三年——他去參加二次世界大戰了。
威廉斯文文靜靜，卻有著很強的自豪感與堅定的決心。在1941年的比賽中，他擊球達到406，成為最后一個擊球超過400的主要團隊選手，并且在那次比賽的最后一擊中，他擊出一個本壘打，從而結束了他輝煌生涯。
特得·威廉斯是個正直的人。事業結束的前一年是他最艱難的時期。他脖子神經擰痛，使他不能比賽和擊球。在那個時期他很少提起他的病，但是后來他解釋脖子痛得非常厲害，幾乎不能轉過頭去看投手。那年特得·威廉斯第一次擊到300以下，10個本壘打僅254。在那時他的報酬在職業運動員中是最高的，每年125000美元。第二年他的團隊，波斯頓紅色索克斯隊，寄給他同樣是每年125000美元的合同。他把它寄回去了，并寫信說他是不會簽約的，除非他們愿意減少給他的全部薪水。威廉斯說：“在簽訂合約方面，紅色索克斯隊對我總是很公平的?，F在他們給我一個我不值的合約，我只是想要我所值的。”他減掉了他薪水的25％。第二年，他擊球平均提高了62點，并在一片贊譽之中結束他輝煌的生涯。
當特得·威廉斯那樣做的時候，幾乎沒人知道，但是當一個人的正直受到考驗的時候，最好的辦法是做正確的事情。長時間之后，這種方法總會使你成為一名勝利者。
有兩個年輕人柏莉和艾里斯，他們兩人都不愿意覺得自己是公司的犧牲品。
“我才不讓他們逼得我團團轉！”柏莉在工作幾年后說。
艾里斯當時的態度也和柏莉相似。“我是我自己的老板，”他扶一扶領帶說，“這個地方可不是我的全部生活。”
關于他們思維的過程，我們作了以下簡短的摘要：
第一步：“我需要錢。”
第二步：“我應該值更多的錢。”
第三步：“可是他們是不會再給我更多錢的。”
第四步：“因此，我要減少我的工作量。”
這些言論都很坦白，而在我們的意見調查中，大多數人都認為這種邏輯不但合理而且是正當的；就如朝來暮去一般，這種想法也是一步接一步的，而主要問題在于這不是一種簡單的直線型想法，而是一種循環式的想法，因為這四個步驟無可避免地導致——
第五步：“現在我需要更多的錢。”
也就是說，一旦對工作由漠不關心轉變成習慣性的敵意后，他們能從工作獲得的滿足愈來愈少。
這樣的惡性循環使艾里斯和柏莉心理愈發不平衡了。他們將工作視為浪費時間又不能得到應有的報酬；唯有不工作的時間才有可能是快樂的來源；一想到要浪費任何休閑時間，他們就會感到沮喪，甚至可能會大驚失色。我們觀察那些投入工作而最后終于表現杰出的人，發現他們的情形和柏莉及艾里斯正好相反。
總而言之，實際上艾里斯和柏莉在就業后的10年中，只是反復地在這5個步驟上打轉；對工作不滿的程度逐步增加，因此也就得拼命地尋求個人生活上的滿足。
事實上，像柏莉和艾里斯這樣的年輕人大有人在，他們都是一些對自己不負責任的人。
在哈伯德所主持的“制訂生活目標”的討論會中，哈伯德安排了一個叫做“如果我能從頭再來”的寫作會。這個寫作會的目的，是要我們去考慮，我們為什么以及如何去思考實現某些夢想。每一次這種寫作會結束后，哈伯德都會很驚訝地發現，許多人在真誠地檢討時，都會承認他們目前所從事的，并不是他們真正想要做的工作。
這種行為似乎有點惡作劇或惡意欺騙，事實上兩種成分多少都有一點；但是他們這種作法卻有一種邏輯上的錯誤，也就是反其道而行，這點值得我們提出來討論。
在他們看來，最重要的是必須有錢才能過理想的生活，這是他們的目標；但他們的工作態度卻是本末倒置。換言之，他們因為需要錢，因此便想得到錢，至于他們是否應得到那么多錢，卻是不在考慮之內的。通常，他們都很自信地認為自己應比當時所得值得更多才對。既然待遇不夠理想，他們就用一個辦法來扯平——不必做得太辛苦；這樣雖然可能無法改變收入，卻可以減少投入工作的精力。反正要不要努力，決定權操在自己手中而非雇主手中。艾里斯及柏莉之所以陷入這種惡性循環，與他們不正確的金錢觀大有關系。
起初艾里斯及柏莉對金錢的誘惑采取不重視的態度，以便能與同事打成一片，然而這次卻行不通了。他們感到矛盾，于是就作了轉變——突然變得除了錢以外沒有興趣談別的。正如在學校時，只要談到成績他們就感到不安，而在開始工作后，談到錢卻很可能使他們變得狂熱。他們對錢的這種直率態度，似乎是一種成熟的象征，尤其是跟他們以前對成績的那種抑制、沖突的態度相對照來看，更令人感覺是如此。但其實卻是另一種不成熟的行徑。
柏莉拿到了英語學士學位（4年下來平均成績為75分），進入一家雜志社。7個月后她說：“在這兒，他們想的只有錢！”那么她要的是什么呢？“朋友，”她毫不猶豫地回答：“那是我最渴望的。”但是幾個月來她沒有結交到親密的同事，而且看來以后也不會有。同時，柏莉和艾里斯兩個人都受到財務拮據的困擾。出身政治系的艾里斯（在4年中平均成績已經達到80分）面有慍色地說：“我賺的錢才剛夠我維生，每樣東西都是出奇的貴。”
毫無疑問，他們中大多數人所得的是他們無法享受到早先所預期的生活方式。盡管偶爾仍會收到家里寄來的支票貼補費用，但是他們于早先所想象的物質生活景象似乎已遙不可及了。好幾位人口統計專家曾表示（也為我們的研究所證實）：他們所幻想的生活景象是來自早先與父母共同生活的體驗。如果他們的所得比不上父母，當然就會覺得沮喪；既然完成了學業，他們就再也沒理由以窮學生自居。因此，由于個人經濟情況不佳引起的挫折，也就逐漸地困擾著他們。和他們的父母在物質生活上的成就相比，他們是差了一大截。糟糕的是，短期內這種情形仍然無法改善。
還有一件比錢更令他們心痛的事，那就是無法避開“錢”的話題。雖然他們已學會如何忽視每個人所追求的目標而與大家相處，但是現在卻再也不能忽視錢的問題了。成績這碼子事很容易可以置之度外，因為到底考試和報告都只是短暫的事情，但是金錢可就是恒久的需求了。就如同柏莉所說的：“在這個都市里你若沒有錢，哪兒也別想去。”這在不久便使他們體會出一個令人感到很不舒服的新真理：賺錢是一個孤獨又痛苦的工作。
他們可以利用（事實上也利用了）薪水來想辦法解決這種孤獨感。除非了解他們過去生活中欠缺的是什么，否則是無法明白他們在開始工作的頭10年內，強迫自己適應社會的情形。在學校里，他們賺到的是成績，但是為了與一些老朋友親近些，成績可以放在一邊工作之后他們賺的是金錢，錢非但不能棄之不顧，而且可以花錢接近一些新朋友。
許多人辯稱，他們沒有必要熱衷于自己的職業，想要在職業中獲得滿足是太奢望了。在做員工調查的時候，最常聽到的是：“我要求的只是一個不太枯燥而待遇適當的工作。”不過受過大學教育的學生，不論在學?；虍厴I后所需要的都不只這些。他們不是只想找一份工作，他們要的是事業，是一個能滿足自己成就欲望的職業。這目標對他們來說，意義重大，事實比他們想象中還大。如果他們無法在工作中達成目標，就會被迫從他處得到滿足。他們也確實借著運動、嗜好以及性來求得滿足，不過效果不佳。這是一個和他們工作有關的危機，對于個人生活都有很大的潛在影響。他們不曾同時從工作與愛情兩方面去求發展，卻完全想從愛情上尋求滿足。他們企圖借著人際關系來滿足一切需要，但這個方法就是行不通！愛情所能提供的滿足，和他們所積極尋求的需要比起來，實在太不成比例了。就算他們找到了意中人并且瘋狂地相愛，卻很可能只維持短暫的關系，所以，只有愛情是不行的。
因此如何消除人際關系的壓力，使他們較能以自己的價值觀生活，這是很重要的，但這不是我們探討的重點。目前，我們所想了解的是，這種不平衡的經濟狀況在往后如何危及個人的事業生涯？柏莉及艾里斯沒有察覺到，對于工作缺乏參與感，使他們的欲望永遠得不到滿足。他們只知道，一切追求都是徒勞，甚至連短期的伴侶都無法找到，更別提可能的婚姻對象了。盡管他們毫不松懈地追求，收獲卻很有限。他們兩人終于都下了結論——除了更努力去嘗試外，別無他法。
與其抱怨薪水太低，不如好好干。他們把工作擱置一邊也就避免了因工作而帶來的寂寞，不然，也許就得孤獨地追求自己的工作理想了。但很有諷刺意味地，當他們和人交際時，寂寞卻不期然地涌上心頭，令他們苦惱萬分。
我們可以把與柏莉和艾里斯一樣的年輕人的經歷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這兩個年輕人開始工作后，立刻就明白他們需要錢才能過理想的生活，在以前他們并不是如此。學生時代他們采取的方式和大多數學生相同：設法以手邊能動用的錢過活，有多少錢就過多少錢的生活。那時候，收入的差距并不會使彼此之間產生太大的隔閡。但開始工作后則不然，收入的差距使人的距離愈拉愈大。學生的娛樂及服裝都很便宜，而且同伴們對于金錢也都只有起碼的要求，因此只有少數學生認為，擁有較多錢財是改善社交生活及性生活最好的辦法。他們承認手邊有現錢的確有助益，但并不像外表或其他事情那么有用。
一旦他們開始工作，看法就馬上改變。起初兩年中，他們發現了要打入適合的社交圈，最急需的就是錢。艾里斯在就業第二年說：“我的公寓房子實在太簡陋了，每一次想帶較有身份地位的客人回家，都會覺得很難為情，但我現在就是沒有能力改善。”柏莉也表示同意地說：“你是知道的，現在要進最普通的舞廳就得花30塊錢呢！”她在畢業3年后說：“這年頭你得有錢才能去滑雪，才能夠認識你真正想結交的人。”
追求完美的工作，進行得并不順利，然而至少他們現在了解為什么失敗——并非他們沒花時間或沒有興趣，他們已盡一切可能也愿更進一步去尋求。事實很明顯，罪魁禍首就是“錢”。顯然他們并不是很富有，這要怪誰呢？又是什么阻撓了他們取得發展聲望所需要的資金呢？那當然是他們的工作。他們把一切問題都歸罪于工作，于是就進入了危機的第二階段。至此，他們不但有一個明顯的問題存在，同時也知道原因所在了。這個發現自然影響了他們對雇主的態度——加倍擴大了對公司的不滿。事實上，在這段期間內“零參與”已轉換成了憎恨。也就是說，他們對工作缺乏激勵性和吸引力這件事，已經無法再保持客觀的立場了。他們將工作視為追求一切理想的阻礙，最后終于變得憎恨公司了。
艾里斯在開始第二個工作后4年時將工作形容為“陷阱”、“監獄”和“一個使我無法享受自我成就的苦差事”。柏莉也表示了類似的看法：“這是什么工作？什么也不是！既沒樂趣也沒有升遷機會可言。”若把這種抱怨的現象歸咎于選錯了工作，只要換換公司或甚至另選行業就能彌補過來的話，那是根本沒抓住問題重心。事實上，他們換工作的次數遠比我們研究抽樣中的其他人高出60％；在他們開始工作之后的頭16年里，每個工作平均只干了25個月。
我們當然不是有意責難換工作這件事。有的時候，改變工作是相當值得的。但是，除非我們了解艾里斯、柏莉這些人對于工作的態度以及為什么會產生這種態度，否則無法明白改變工作為什么對他們毫無作用。其實他們自己也了解，不管換過多少工作，問題似乎一直緊跟著他們。
艾里斯及柏莉從第一階段發展至第二階段，出現這一問題（從錢太少到責怪別人）的過程也許并不重要，不過在這個事例中，這樣就好像過河拆橋，無退路可走似的，因為他們開始輕視唯一可能解決他們苦悶的事——工作。
然而，在第二階段的人通常把工作本身與工作環境攪混了，因此艾里斯和柏莉就開始編造許多妙語來諷刺公司。艾里斯在工作7年后說：“這公司根本不懂質量！”他以此解釋減弱了他盡力做好工作的動機。4個月后，他又換了一家公司。同樣的，柏莉也將公司嘲笑了一番，她在畢業8年后說：“我呆在這兒實在是浪費，這些人只會做垃圾生意，我甚至不應該將寶貴的時間放在工作上。”
簡言之，這兩個人剛開始工作時，都沒有能夠和工作真正融合在一起。幾年下來，疏離的程度漸漸擴大。雖然他們起初都說希望有個事業并且也有心要發展事業，但最后他們所有的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他們與工作之間的距離（他們認為是與公司之間的距離）倒使他們產生一種或許有用的觀點。不像那些一味埋首工作的人那樣見木不見林，看不清全局，柏莉與艾里斯卻是遠遠置身于工作之外，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大遠景上。“我有個偉大的計劃！”艾里斯常常這樣說。他常為一個他認為能使他一夜成名的計劃而費心費力。柏莉也一心一意要找出一個能迅速爬上晉升之梯的方法。基本上，他們視工作為麻煩事，希望能盡快地解決掉，并且認為：唯有找出一個能戰勝制度的方法才能同時解決所有的問題。
他們兩人在兩個不同的戰場上展開了攻擊：服裝及管理。他們對于工作的發展性，已經失去了信心。他們時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是：“這毫無意義。”他們覺得自己的努力，以及公司的努力都是徒勞。柏莉談到她的第三位雇主時刻薄地說：“即使公司明天就關門，有誰會留戀呢？我可不會！”
事實上他們是置身于工作之外的，而且與一般局外人一樣，特別注意工作的目的。在他們的眼里，努力工作毫無目的可言；至于全神貫注于工作的樂趣他們是體會不到的。既然工作內涵已不重要，那就只有外表比較要緊了。
他們將注意力轉移到服裝上面，這實在是一個很迷人的轉變。起初我們假設：失去工作興趣的人穿著上都會有漸趨懶散的傾向，但艾里斯和柏莉卻并非如此。很矛盾地，愈是對工作不關心，他們愈是注意穿著，他們以為：穿著是通往成功的秘訣。艾里斯不止一次地說：“對我來說，注意這方面是很重要的。”而柏莉更常說類似的話。
當穿著整齊時，他們看起來的確引人注目。當然，給人一個良好的印象是很重要的，問題是他們倆除了服裝之外就沒有其他條件可支撐他們了。私底下，他們承認已不再對辦公室的日常工作感興趣，但卻急著想要獲得升遷及加薪。若無法工作表現來爭取，就只好以服裝來取勝。艾里斯甚至學會技巧地放松領帶，他說：“只要稍稍放松一點，看起來就像我正忙得不可開交似的。”
前面我們討論有害工作的三個階段中的前二段，看來似乎有些沮喪，不過第三階段可是令人振奮愉快的。艾里斯和柏莉當然不會年復一年地只是舔著白己的創痛。對像他們這么聰敏機智的人來說，這種作法未免太不健康了。相反地，由于人類聰明才智的勝利，他們決定正面迎接第三階段危機的挑戰——打擊制度。
有時候他們盤算著要如何打擊制度，都會覺得愉快萬分。柏莉吹噓道：“我可以預知老板什么時候要來，他來時總是看見我在忙著。”她開心地笑起來。接著又說：“有時候我真想放個機械人在我椅子上，老板經過時能夠騙住他，然后我自己溜到海邊去玩。”
同樣地，艾里斯也想出了一個刺激的小把戲來達到打擊制度的目的。公司在銀行為他開了一個專為支付出差費及應酬的賬戶，允許他每星期兩次帶客人到附近餐廳吃中飯，當然公司是希望他宴請生意上有往來的客戶。艾里斯在3月份驕傲地說道：“今年到現在為止，我請的沒有一位是客戶，也沒有人查我的賬戶收據，我只需在信用卡簽單上填入適當的名字就成了。真有意思！”
當他們30歲以后，就開始公開地談論要如何在管理階層中求得一席之地。
“從前我無法作此要求，”艾里斯32歲時說，“我那時看起來太年輕了。”柏莉也覺得她已經到了可開始要求管理工作的年齡了。“你曉得，我在這兒也有好一陣子了，”她說，“我也該有資格作此要求了。”對這點，他們的看法很簡單，年資就是晉升的資格，工作了10年之久，現在已夠格晉升到管理階層了。事實上年資是一張無形的贈券，價值每年增加，現在他們準備用這贈券了。然而，盡管他們極力游說并且在外表上下功夫，在接下來的10年內，卻幾乎沒有任何適合他們的升遷機會，這也是他們不時抱怨的話題。
雖然如此，艾里斯及柏莉在一連串的挫折當中也有一項勝利：十幾年前他們對成績不屑一顧，因而獲得同樣的贊同。他們假裝成績無關緊要，經常與同學聚在一處，討論如何打擊學校制度。
試圖在工作上打擊工作制度和在學校里打擊學校制度，具有相同的社會利益。我們猜想這些試圖打擊制度（任何制度）的人，是在尋求一個能快速增加報酬的公式或訣竅。但是，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并非都是這么有意識的。
以艾里斯及柏莉來說，用不認真的工作態度來作為報復薪水太低的手段是有意的，至于講求穿著并且要求管理工作并不是什么有計劃的行動。他們非但不曾察覺自己的行動，也不了解自己如此做的原因，只是在潛意識中試圖借著快速爬升來戰勝制度，這也是他們兩人主要的中程目標。如果成功了，他們就會擁有金錢和地位來過自己理想的生活。“我能想象每天一早司機開一部豪華轎車來接我上班的情景。”艾里斯34歲時說。當他們這樣說，也這樣做之后，很奇怪地，他們便把一切的想象力及創造力都投注在尋求打擊制度的方法上，而不肯專心致志在工作本身了。他們也了解，成果很有限，但并不等于零。艾里斯與柏莉在某方面失敗了，卻從其他方面贏了回來。他們似乎受到一連串事業上的挫折，但也獲得了社交上的利益——可以拿自己打擊制度的經驗和同事及志同道合的陌生人互相討論。
不管上班或下班休閑時，他們都成功地塑造他們想給予人的印象。他們似乎很有野心，也認為自己的確如此，這也算是一項勝利吧！至少他們把工作擱置一邊也就避免了因工作而帶來的寂寞，不然，也許就得孤獨地追求自己的工作理想了。但很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他們和人交際時，寂寞卻不期然地涌上心頭，令他們苦惱萬分。“我已經竭盡所能地去尋找同伴了，”柏莉33歲時說。但至少他們可以得到部分補償——打擊制度永遠是一個可以和同事、朋友愉快地相互討論的話題。但事實上，他們錯了，與其抱怨薪水太低，不如好好干才是真正的真理。
